案例一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九、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讨论思考题
1. 简要概述执政能力的内涵和外延。
2. 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分析、点评导航
执政是手段，为民是目的，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首要的标志。我们党从历史传统来看就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次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提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家都知道“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将其思想核心概括为八个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当中又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完善。中央提出要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要和那些浮夸的、讨好上级领导的、劳民伤财的社会“政绩工程”进行坚决的斗争，严重者要给予严厉的惩处。在这些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国内外政治界非常关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国外学术界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而政治体制改革成绩不够显著。国外学术界对《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有一个较好的评价，因为其在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虽然我们是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但是因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涉及党和政府能力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这个前提下，着重于具体制度的改革，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具体制度做起，进行理论探讨，进行实践检验，这样我们就会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把我们国家的每一步政治建设向前推进，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党内民主建设：《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若干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内容上看，可把这些内容概括为十项。第一项，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就是说，党内民主建设要从保证党员行使民主权利做起。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现在已经正式出台，开始施行。而民主权利按照党章规定，大体上是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保证党员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②党员对党内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党员有参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的权力；③对于党内涉及个人的申诉权、答辩权等，就是要在法律上维护党员应享有的权利。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已经出台的《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有很详细的说明。第二项，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第三项，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心话、讲心里话。第四项，建立与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制度。第五项，建立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制度。第六项，建立代表提案的处理与回复制度。第七项，加强党代表与选举单位党员联系。第八项，党代表可以列席全委会。第九项，扩大市、县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第十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直接选举范围。
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关系：我们党一贯重视党的建设，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党这十几年以来做了几个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做了《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做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些决定都非常重要，但是从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逐渐把我们党的建设集中到执政能力的建设上来，这是因为国内外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来的严峻挑战。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付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主要是侧重于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也就是从领导科学、领导能力的角度来要求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现在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又提出把领导能力提升到执政能力，“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形势或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执政党对执政能力的表述。这五个方面能力的提出更具有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它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要掌握全局、适应时代要求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民主推荐制度、民主测评制度、差额考察制度、任前公示制度、公开选拔制度、竞争上岗制度、全委会投票表决制度、干部辞职制度、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和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这些制度是在总结了我们党多年以来干部队伍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制度体现了三方面的良性机制：一是民主机制。就是我们的干部不是由上级领导决定他的命运，而是由人民群众决定他的命运，这就保证了优秀的、能够取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二是激励机制。比如说这次规定的职务或级别相结合的制度，就属于深化了激励机制。三是代谢机制。彻底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最突出的、人人瞩目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作出的提高干部素质的一系列规定就保证了干部由人民群众所决定，受人民群众所监督，也保证了在一定时期内的职务更替。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们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有重大作用的。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在实际执行当中情况是很复杂的，应该说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是体现了这一根本思想的。但是，也有的领导干部违背了这一指导思想。比如最近几年的“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搞“花架子”、形式主义；有的盲目攀比，追求高指标，铺摊子、上项目，留一大堆“胡子工程”，有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个艄公一条河”，醉心于标新立异，贪大求奢，好高骛远；有的独揽人事大权和财政大权，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这些问题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所以中央提出要树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要和这些浮夸的、讨好上级领导的、劳民伤财的社会“政绩工程”进行坚决的斗争，严重者要给予严厉的惩处。近几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抗击“非典”、严厉纠正“圈地运动”、禁止强行征订报刊、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禁止野蛮拆迁、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夏季中央北戴河办公、改革中央领导出访迎送制度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或行动给我们树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为我们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了信心。
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如果进一步展开来说，应该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6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并在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样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
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七个基本范畴，其中有的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1) 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内涵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执政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除此之外，还有法律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问题。
(3) 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只有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
(4) 执政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7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5) 执政方式。有了体制的基础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
(6) 执政资源。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资源，恰当地使用、精心地保护和爱惜，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
(7) 执政环境。执政活动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一种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怎样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从构成执政能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直接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主要有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一是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这个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建设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在建立和完善执政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执政能力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完善的制度体制，以及怎样运用制度体制，也是执政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工夫，不断推进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更为广阔和良好的平台。二是执政的主体，这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主体是谁？应该是指整个执政党。分解开来，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执政能力是所有这些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完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领导干部素质是否优秀、能力强还是弱，领导机关组织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良好，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五个能力，虽然并不等于执政能力的全部内涵，但它们针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对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三是执政的方式方法。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执政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对执政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方法对路、得当，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和问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执政方式，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执政的内容上来说，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提高执政能力，是要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案例二
《管子》“霸言”篇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温家宝总理2005年2月7日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理论创新。“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一个时期以来已成为理论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案例来源：新华社2005年4月4日电
讨论思考题
1. 谈谈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2. 在政府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分析、点评导航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才能平稳快速发展的问题，而且从“以人为本”的高度回答了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问题。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包括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在内的政府各项工作的目标和出发点。深入领会和理解“以人为本”重要思想，将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促进相关工作的进步。
(1)“以人为本”着眼于人民的美好生活。胡锦涛总书记说：“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尽管发展要体现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制度改革等具体目标、具体目的，但所有这些，归根到底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关键在于：政府要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增加人们的发展机会，并不断提升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温家宝总理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就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及各方面的能力；就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发展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发展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发展的价值体系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发展价值的全面性要求，指出“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还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是，“以人为本”在全面性的价值追求中，仍然高度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我国社会正处于至关重要，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党中央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反复强调：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3)“以人为本”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今日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关注效率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其一，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尽快富裕起来、发展起来的问题重点加以解决。其二，更加着力于强化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其三，坚持“基本权利优先”和“基本需要优先”。
(4)“以人为本”倡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实现美好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胡锦涛同志的精辟论述，深刻阐释了保护自然与保护人类、建设自然与造福人类的一致性，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双向价值观，人类只有在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关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的发展。
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推动生态文明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机制，特别是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前提。在人口工作中，要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奖励扶助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资源工作中，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在环境工作中，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加大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着力于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推进生态建设，把责、权、利作为对人们的制约和引导机制，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
案例三
加拿大大选如火如荼，执政的自由党和在野的加拿大保守党、新民主党及魁北克集团打得不亦乐乎。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选战中，中国的孔夫子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加拿大全国性报纸《渥太华公民报》从2005年12月21日开始，先后发表了由加拿大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撰写的三篇长文，每篇约占一个整版，探讨中国古代圣人孔子“以德治国”思想对今日加拿大政治的现实意义。
三篇长文的标题分别是：《伟大人物起而行之》、《巧言令色之罪》、《为政以德的追求》。文章讨论了孔子“敏于事”和“圣人以行教天下”的道理；批评了一些西方政治家“巧言令色”拉选票的虚伪；阐明孔子“德”的思想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政治决策观。《渥太华公民报》希望告诉人们，政治家严于律己，言行一致、不尚空谈，推行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政策，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进而从根本上防止加拿大发生的“政治危机”。
加拿大一位资深记者评论说，加拿大和美国知识界素有援引中国经典，如《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的传统，现在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这一传统进一步加强。此外，加拿大政治伦理问题为民众普遍关心。在自由党政府的“赞助丑闻”曝光之前，加拿大政府在枪械登记上花费了十亿多加元，可枪杀问题却日益突出；近来又曝出加拿大财政部官员可能卷入内部交易丑闻，以及政府滥用公务员巨额养老金问题等等。不仅如此，一些高官出了问题，有的还态度傲慢，大言不惭地说，“我有权这样”。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出现过没有得到一半选民支持的竞选者当选总统或总理的情况，实际上这等于没有获得真正的授权。可是，一旦某人当选，他不仅掌控最高行政和任命内阁及一切重要政府官员的大权，而且还可间接行使某些司法权、立法权等。当“分权”变成“集权”之时，“特权文化”和“傲慢文化”就应运而生。难怪一位加拿大老妇人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加拿大“哪一届政府都一样，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不仅需要古代哲人的智慧，还需要现代人面对现实的勇气、决心和不懈的探索与努力。
案例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1月16日第3版
讨论思考题
1. 谈谈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2. 今天如何更恰当地理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分析、点评导航
根据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凡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负责组阁，执政党领袖担任政府总理。执政党领袖更换后，新领袖自动接任总理职位。加拿大大选如火如荼，执政的自由党和在野的加拿大保守党、新民主党及魁北克集团打得不亦乐乎。然而，中国2000多年前的圣人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受推崇呢？许多领袖人物出来竞选，他们都会提出一个竞选理念，或者说是一个竞选的口号，而孔子的一些治国思想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备受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选实质上就是权力之争，谁赢得了大选，谁就掌控了权力，谁就有了维护本政党利益的基础，因此，各个党派都倾尽全力赢得大选，一旦某人当选，他就不只是掌控了最高行政和任命内阁及一切重要政府官员的大权，还可以间接行使某些司法权、立法权等。
由此可见孔夫子的众多思想理念不仅为我国所推崇，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案例四
公务员是代表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主体，诚实守信是公务员的立身之本。然而，近年来，失信的问题在少数公务员身上严重存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对上级“瞒天过海”。少数公务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保官升官的目的，不择手段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报“泡沫数字”，误导了上级，欺骗了群众，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二是对群众有诺不践。有的公务员上任前或上任伊始，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和“魄力”，在群众面前夸海口、拍胸口，许下一些不负责任、华而不实的空洞承诺，可事后，却将当初的承诺弃之脑后。
三是对自己言行不一。有的公务员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在公开场合，他们表白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背地里却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少数公务员弄虚作假不讲诚信，最根本的原因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得不牢，同时也是受社会诚信缺失的环境影响。社会上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假商标、假奶粉、假文凭等造假问题屡禁不止，以致人们惊呼社会面临诚信危机。公务员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少数公务员因自身抵抗力不强，便逐步滋生了弄虚作假、见利忘义、不讲诚信的问题。
公务员代表政府的形象，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诚信形象对群众有着巨大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公务员不讲信用，势必使群众产生对社会的悲观失望情绪，诱发整个社会诚信道德滑坡，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诚信是关键，企业诚信是核心，个人诚信是基础。这就要求行使政府公共权力的公务员要带头讲诚信，为建设诚信政府、诚信社会尽职尽力。
要在公务员队伍中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风尚，公务员首先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深刻认识诚信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对弘扬公务员精神的重要意义；同时，领导应率先垂范，带头讲诚信、树形象，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另外，组织部门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提拔重用和表彰那些埋头实干、不尚空谈、敢讲真话、乐做实事、诚实守信的人，对那些喜欢说假话、办假事，“唱功好、做功劣，跑上勤、跑下懒”的人，不能提拔重用；还有，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大力宣传报道守法纪、讲诚信、说真话、办实事的典型，对一些说假话、办假事、不顾廉耻、以权谋私、跑官卖官等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引导广大公务员自觉做诚实守信的模范。
案例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5月23日第13版
讨论思考题
1. 公务员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2. 如何发展和完善政府公共关系，树立政府形象？
分析、点评导航
近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委员联组讨论讲话时提出“八荣八耻”，其中有一条就是“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首先是一个伦理范畴，所谓“诚者信也、信者诚也”，《说文解字》对“诚”、“信”二字的互释，验证了诚实守信的内在联系。重诚守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然而在我们正视中国诚信的时候，心境在一组组令人震惊的个案中逐渐沉重。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账假证假报告；从普通百姓的恶意消费透支，到政府官员的虚假政绩工程；从关系百姓民生的毒米、毒酒、毒奶粉，到影响产业财经的基金黑幕、股市造假、证券骗局，我们还可以听到假球、听到论文抄袭、学术失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功利目的的驱动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蔓生出了诚信的缺失。
公务员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诚信形象对群众有着巨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公务员不讲信用，势必使群众产生对社会的悲观失望情绪，诱发整个社会诚信道德滑坡，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诚信是关键，因此作为行使政府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带头讲诚信尤显重要。一方面要求公务员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提高诚信意识；同时要求领导者带头讲诚信，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另一方面组织部门也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提拔重用和表彰那些埋头实干、不尚空谈、敢讲真话、乐做实事、诚实守信的人；还有，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大力宣传报道守法纪、讲诚信、说真话、办实事的典型，引导广大公务员自觉做诚实守信的模范。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把这一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坚守诚信，就是坚守气节和操守；坚守诚信，就是坚守做人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诚信政府，建立诚信社会。
案例五
在媒体曝光湖北汉川市政府发文要求各单位完成喝“小糊涂仙酒”任务后，汉川市政府表示“诚恳地接受舆论监督”，发文废止了“喝酒文件”。
此前，这一引起舆论关注的“喝酒文件”——《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的通知》，以任务分解表的形式，要求包括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今年需完成200万元“小糊涂仙”酒的指标。
这样的“喝酒文件”，可以说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典型案例。
程度不同的地方保护主义，扰乱市场秩序，不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和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也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应摒弃的却为何还仍然存在？
显然，“喝酒文件”背后是地方政府利益和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下发“喝酒文件”看似糊涂，其实背后的小算盘打得“很精”。因为这可以增加税收，可以增加GDP数字，可以实现地方财政的最大化和政绩考核的最优化。联系到一些地方用“地方车”、喝“地方酒”、吸“地方烟”，到设置壁垒阻碍外地商品进入、纵假护假，无不体现这一用心。打着“保护地方利益”的幌子，往往还会得到当地一些部门和企业，甚至部分群众的支持，因此政令虽不是合理合法，却依然畅通无阻。
也正是因为这与“一己之私”相联的“一地之利”，使得一些地方对国家法律法规“难得糊涂”甚至漠然视之。《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政府“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汉川市的这份“糊涂文件”虽未禁止其他商品进入，但200万元的“喝酒任务”其实已将同类商品挡在了当地公务招待的份额之外，明显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违反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关文件的规定。说是“违法行政”恐怕也不为过。
法律是各级政府、各个单位和团体、个人行为的最终依据和最高解释，是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无法可依，就会无法无天；有法不依，也会天下大乱。”“违法行政”，破坏的不仅仅是市场秩序，影响的不仅仅是地方发展，还会大大降低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
去除“违法行政”，必须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问题是，类似下发“喝酒文件”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违法行政”行为，除非如汉川市这般“自查自悟自纠”，很难受到应有的处罚。在地方上，除了少数垂直管辖机构，大多数执法机关受制于政府，同样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受益者，对“违法行政”在一定程度上不想管也管不了。
看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需要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需要一个很好的执法环境，真正做到“违法必究”，“问责”到底。否则，类似的“喝酒文件”还将会继续出台……
案例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5版
讨论思考题
1. 地方保护主义在我国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 谈谈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制约的方法是什么？
分析、点评导航
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之中，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同和排异的特点，封建小农意识的色彩较浓。而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又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地方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华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简言之，地方保护主义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及其巨大的亲和力，是地方保护主义生存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 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地域亲和直接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地域亲和的人文现象起源于动物占地生存的自然现象，演化到人类及其政府形成地域亲和的人文现象，当地域内利益和地域外利益发生冲突时，地域内人总是想方设法维护地域内利益。这就是现行地方保护主义的一般表现。
第二类：中庸之道无原则的包容和麻木，间接地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天然屏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事不能太绝……如此种种，都是传统中庸之道应当否定和批判的内容。一些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对本地区存在的严重问题睁只眼闭只眼，喊打不打，纵容包庇，就是源于这种无原则的包容和无道德的麻木。
第三类：传统文化的“济世”意识逼出地方保护主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传统济世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典型体现，这一口号确实道出了为官者对其负责的地域和事项的高度责任感。但从法治角度分析，其片面性相当明显。首先，它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以救世主的姿态掩盖了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在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其次，它将“造福”绝对化，无法体现增进社会福祉所需要的各种手段。由于自居“造福”的救世主地位，如果在任期内没有明显的“政绩”那就等于没有做官的资本。于是，采取措施急功近利，为吸引外商投资，出台各种特殊政策，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为优惠条件；为追求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甚至不惜牺牲社会公序良欲，包庇纵容种种不法经济行为……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最初造福一方的良好意愿出发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能认定地方利益合法性及其标的界限的规范体系，包括：①认定利益主体的合法性；②认定利益存在的合法性；③认定利益取得方式的合法性；④认定利益标的的合法界限。如果真的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上述认定的基本方法，就可以从法理上判别地方利益保护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了。
其次，建立一个适合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权力机制，即①列出政府应当强化、弱化、剥离和废止的权能并强制执行之，应当强化的行政权决不允许软弱无能，应当剥离和废止的权能要坚决剥离和废止；②重新调整内部权能的分配，以建立行政权能的内部约束机制；③确立并公开行使权能的程序，以利于外部监督机制发挥作用。行政权能的行使必须有其固定的程序，且必须合理合法，坚决杜绝行政行为的随意性，杜绝行政行为的暗箱操作。以上目标是可以通过对各级政府权能的清理整顿来达到的，如果一个机关、一级政府真的这样做了，滥用权力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有何藏身之处？
第三，重新研究立法、司法与行政相互关系的高度独立性问题。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的人、财、物权隶属地方政府的体制，难免使地方司法机构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要有效运用最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手段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赋予地方司法机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威，赖以行使这一权威的人、财、物权就必须从当地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来。
第四，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树立其清醒的法制观念，鲜明的“公仆”思想，彻底的服务意识。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进行经常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先进的思想观念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避免旧文化意识的负面影响，避免权利畸形化运行中思想观念的堕落。
案例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在河北、山西、安徽、宁夏等10个省(区)的20个乡镇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会议多、文件多、汇报多、接待多、检查多，长年累月穷于应付”，已经成为不少乡镇领导的工作一部分。
会议每年大约60次。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县(市)召开的会议，一年在60次左右。同时，本乡镇也召集村干部会议，每年在20次以内，但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对参加会议很消极。
接受上级文件总量300 ~ 500种。这些文件主要来自县(市)领导部门，也有少量来自地(市)或者省级部门。其中来自县级的文件半数以上是部署工作任务的。同时，乡镇自身也大量向村庄等单位下发文件，每个乡镇一年中下发的文件在100种左右。
汇报材料在70 ~ 100种之间。通常凡是有检查有考核的工作，都需要有专门的书面材料。为了应对这个工作，每一个乡镇都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每年100 ~ 150天有接待活动。平常来人就不少，年末检查考核更是成群结队。这些县(市)部门的人员下乡镇，往往临近中午，目标是奔着吃饭，所谓工作用几分钟就可以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有的乡镇书记反映，2/3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从费用来看，一般在账目上反映不出全部接待花费。某镇在决算报表上的招待费用是5万元，其实真正花费是16万元，而该镇的全部财政收入是120万元。
检查活动在20~40起之间。检查名目繁多，通常上边有什么部门就会有什么检查，或者上边安排了什么重要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检查。在应对检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来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在这个过程中，检查者永远是孤立的，犹如一叶扁舟驶入汪洋大海。被检查者利益一致，团结一心，共同对“上”，将检查活动消解于无形。
为了刹住因应酬而起的腐糜之风，上级政府部门规定了若干“不许”、“禁止”，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改进政府运行机制，因为这些不良行为根本上是从政府运作体系中衍生而来的。
案例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5-09/25content_ 309872.htm， 2005年9月15日
讨论思考题
1. “应酬政治”带来的危害有哪些？
2. 谈谈如何禁止“应酬政治”不正之风？
分析、点评导航
案例中反映的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虽谈不上和封建官场相提并论，但也反映了我国现存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问题。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可以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乡村干部的经济待遇，这样可以充分调动乡村两级干部的积极性。其次，在各级转移支付中应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根据财力情况逐步改善乡村两组织的办公条件。第三，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大乡村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第四，各种媒体应该端正视角，既要毫不留情地揭露腐败现象，也要加强正面宣传的力度，避免刻意丑化乡村两级干部行为。
须知，“应酬政治”作为政府运作体系的衍生物，它不仅存在于乡镇，还存在于政府运作的各个环节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全社会范围的综合治理，在政府内部治理，在政府外部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使“应酬政治”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应酬环境”。
案例七
湖南省岳阳市《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试行)》2005年7月25日颁布实施。“问责办法”的核心思想是“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问责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重点问责“无为行为”。
与以往偏重追究违纪违法责任的做法相比，岳阳“问责办法”把纪律、法律管不到的“中间地带”用制度规范起来，对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尚难以用纪律、法律处置的行为，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调整岗位、降职、责令辞职、免职等6种组织措施进行约束。
专家指出，岳阳市“无为问责”以追究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为重心，填补了领导干部管理的一项空白，为正常淘汰各个层面的懒官、庸官开通了“出路”。
案例来源：《工人日报》，2005年9月14日
讨论思考题
1. “无为问责”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2. 你对“无为问责”有何建议和看法？
分析、点评导航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庸之道已经不仅仅是最初的教育理论，而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消极的为官之道，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当今为官的中庸之道加以诠释就是：言多必错，行多必糟，少说少做甚至于不说不做就自然可以升官了。
岳阳市颁布的“问责办法”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它的核心思想是“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问责主要针对领导干部，重点问责“无为行为”。这样以来，那些懒官、庸官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处了。实行干部问责是走向责任政府、高效政府的必由之路。扎实有效地把“干部问责”制推向前进，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要明确干部的权责。问责制的要义，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人并且让其负责。问责制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是职责的明确和权利与责任的统一。而如今，行政体制中的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情况还大量存在着。
其次，问责的主体要多元。现在的问责大多仅仅局限在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这种问责主体单一的状况，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所以，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 “干部问责”责任体系，让公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形成良好互动的体系。
第三，惩治措施要具体到位。对干部的问责，实际上有4个互相关联但又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现在一些地方对干部问责只对行政责任追究，而对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则很少追究或回避追究。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完善，防止出现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其他责任追究的现象。
第四，问责范围要扩大。目前的责任追究还仅限于干部显性的直接的不当行为，而对非直接的隐性的不当行为——“无为”，则尚未纳入责任追究的范围。如有的地区社会治安长期不好，有的地区行政违法事件屡屡发生等，对诸如此类现象和行为，都应进行责任追究，使问责从执行环节向决策环节、监督环节延伸。
对权力的问责，不仅要明确谁来问，还要规定怎么问，问什么？既要有问责的实体规定，又要有问责的程序规定，同时还要有问责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司法移送等制度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问责制更加科学、严密、高效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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